青灯犹在读书檠

　　父亲是老三，十六岁便接过家里的犁，本该读书的年纪，却在田里辨节气、灶房学做饭，将“读书”二字埋进心底。四叔想当兵，因张家已出两位军人未能如愿，最终也扛着锄头，与父亲一同把日子种进土里。

　　每年除夕，张家桌上总有多碟芥菜。祖父夹给大伯、二伯，声音醇厚：“芥菜寓意一清二白，你们在外做事得心里亮堂、手脚干净。”目光扫过父亲与四叔，既有歉疚更有期盼：“你们守家辛苦，要教孩子多认字读书。”

　　我对书的执念，便是在此时生根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找书比找人参还难。第一次接触课外书，是二伯家卷边的连环画《十兄弟》，油墨混着旧纸霉味，却让我爱不释手。

　　小学二年级，老师要求买的作文选成了我的“文学启蒙”，书中句子被我抄满作业本。我还缠着父亲买《新华字典》，他摸出卖十斤红薯换来的五毛钱。这本绿壳字典被我视作珍宝，一年下来页脚卷成波浪。

　　后来买了《成语词典》，“卧薪尝胆”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让我着迷。那时村里没通电，每晚家人睡后，我便点煤油灯夜读。昏黄火苗跳动，煤油味呛得嗓子疼，灯芯结渣就用针挑掉，借着微光再读几页。

　　读书的胃口一旦勾起便收不住了。十来岁时，我在二伯家木箱里翻出线装版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竖排无标点的文字，我连蒙带猜地读。用三个鸡蛋换得《射雕英雄传》借阅权，三天便看完;后来用半年压岁钱买了《红与黑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。

　　或许是书读得多，我的语文成绩从小学到大学稳居班级前茅，作文常被当作范文。后来做领导文字秘书，写材料能拿捏分寸，皆得益于儿时“啃”字典、“嚼”成语的底子。

　　爷爷的孙辈中，“苦学”者不止我。大伯的儿子聪哥，三岁患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，却对书充满渴望。每年寒暑假，大伯上班前将他背到新华书店，店员特意给他留了角落位置。直到十九岁离世，聪哥留下八十多本工整笔记，成了我们的“传家宝”。

　　大伯的女儿星姐考上中专时，全村轰动。二伯的女儿华姐，是姊妹中第一个大学生。她寒冬腊月披着旧棉被在煤油灯下苦读，手冻得通红仍写着工整笔记。她说，拼命读书是想看看“山外面的天”，最终考上医学院，用手术刀救死扶伤。

　　我与四叔的女儿燕妹同岁同班，从小学到高中一路“比学赶超”。我们一起在煤油灯下做题、田埂上背课文、攒钱买《读者文摘》轮着看。最终，我考上本省大学，燕妹去外省读师范。

　　大学里我学化学，却常去中文系听课，课余泡在图书馆。每晚熄灯后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《围城》《烦恼人生》等书。

　　后来我当了两年支教老师，把书中的道理讲给山里孩子听;再通过公考到省城基层工作，换过六个单位、跨三个市州，无论住哪，桌上总摆着台灯，睡前必翻看几页书。看着熟睡的儿女，便想起祖父的期许、聪哥的笔记、华姐的书信——“读书”已成张家新“祖训”。

　　黄庭坚诗云：“身如陌上狂风过，心似夜来新月明。桑户居然同物化，青灯犹在读书檠。”如今我带儿女读书，教他们认《新华字典》，讲《十兄弟》的故事，在台灯下共背古诗——那盏照亮我童年的“青灯”，又在儿女们的书桌前亮起。